桥牌荣誉大师蔡公期口述:我和邓小平打桥牌15年

桥牌荣誉大师蔡公期口述:我和邓小平打桥牌15年

2019-09-20
中国桥牌协会

      蔡公期,1922年11月28日生于北京一书香门第,祖父蔡金台为光绪恩科二甲第四名进士,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外祖父吴锜,清朝政府驻俄罗斯大使。父亲蔡孝肃1918年北大工科毕业,从事铁路技术工作。

 

       蔡公期曾就读北平育英中学,1941进入燕京大学医预系学习,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赴成都继续就读。两年后转入社会学系,1947年7月毕业,同年考入清华大学,成为社会学导师费孝通教授的研究生。1945年1月在成都燕京大学加入中共外围组织“创造社”,1948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。1949年3月参加接管北平二中,先后任教导主任、校长,从此投入教育事业,曾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局长。1983年年任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、常务理事。

 

      他长期致力于推广桥牌运动,曾任中国桥牌协会秘书长、中国女子桥牌队教练。中国桥牌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中获得特殊贡献奖和终身贡献奖。

图 | 1990年秋作者在北京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,左起:蔡公期、邓小平、邓楠、乔廷相

 
20世纪的1979年至1994年,我陪同邓小平打桥牌15年,是我人生的特殊经历。其实我和邓小平打桥牌始于1962年春节。但这段经历我过去从来不说。我非常珍视陪同邓小平打桥牌的经历。打桥牌是邓小平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研究邓小平具有重要意义。今年我已经97岁了,所以在这两年,我逐渐将这段经历叙述和整理出来,作为历史记录。

 

第一次和邓小平打桥牌

 

第一次是在1962年初,那年1月,我作为北京市教育局干部正在房山县长阳公社马场大队下放劳动,有人找到我,要我去有电话的地方,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办公室打来的电话。
 
刘仁书记是北京市领导,我担任北京第二中学校长的时候,他前来视察工作,我接待过他。他虽然认识我,但平日里并没有来往,现在找我会有什么事情呢?
 
我拿起话筒,只听电话里通知我,马上回北京,到刘仁同志办公室来一趟。于是我马上回城,猜不出会是什么事情。
 
谁知道到了刘仁的办公室,竟是4个人捉对打了一次桥牌。和我配对的是北京友谊医院的著名医生、后来担任院长的祝寿河。他是我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入党介绍人,这时担任刘仁的保健医生,估计是他向刘仁推荐了我。
 
那天刘仁没有打桥牌,而是站在我们身后看。由此我知道,他是懂桥牌的。他看我打桥牌的时候我很纳闷,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看我打牌。
 
这时已临近春节,这天打完桥牌以后,刘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,先不要回房山,春节就在北京过。
 
很快,春节前夕我接到通知,节日期间到北海公园旁边的养蜂夹道俱乐部,和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打桥牌。
 
我去了,还是和祝寿河配对,对手是邓小平和对外文委副主席张致祥。这是我第一次与邓小平打桥牌。
 
另外还有一对,一位是来自北京医院有名的神经内科医生蒋经文,还有一位是朱成(原名祝寿山,也就是祝寿河的大哥),他俩和我与祝寿河是编在一个队里的,在隔壁一间屋子里打,对手是王汉斌、王大明。
 
这次打牌连打了两天,每天8小时,结果一胜一负我们小分领先,论实力我们略强。
 

图 | 1987年夏北戴河,邓小平夫妇与桥牌队友合影

 
看来刘仁是想让北京队赢。一周后的星期日又安排了一次。这天换下了我们这边的两位医生祝寿河与蒋经文,来一位高手丁关根,当时是铁道部秘书。还来了一位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王建华,我认得他,外号“王天亮”,说他一打桥牌就打通宵,而且他在世界著名的美国桥牌大百科全书上发表过文章,介绍一种他总结出来的叫牌法。
 
这两位一来,我和朱成一对,丁关根和王天亮一对,我们这一队4个人实力就相当强劲了。当天的桥牌也打得相当激烈了。刘仁还是像上次那样在我们身后看。 
 
这次打的时间长,赛了64副牌,从下午3时直打到次日凌晨1时半。
 
那天晚饭时赛程过半,我已得知,第一副牌我方已两边都取胜了。这边(闭室)我开叫3S,是7张S,只有9个大牌点,对方“加倍”我做成定约得730分;而在开室我们同队的丁关根和王建华这两位高手做成大满贯得2210分,这第一副牌我们净胜2940分,已是大赢局面。
 
当时的记分法是旧式的。我觉得,只要我们发挥正常,有这大致3000分垫底,再打一晚上我们也输不了。但结果却被追平了。 
 
打完了这天的牌,刘仁批评我,怎样搞的?怎么赢了3000点还会输呢?我检讨说,我们打得有些保守了。
 
从那以后,一直到“文革”结束,我没有再和邓小平打桥牌。但是,我的桥牌灵魂被激活了。从此又时不时地打起桥牌来了。

 

1979年“五一”劳动节到邓小平家里去打桥牌

 

1962年和邓小平打过桥牌以后,我慢慢恢复了打桥牌的爱好。但是临近“文革”“左”的空气越来越浓了,桥牌被视为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受到否定,渐渐就很少打桥牌了。“文革”爆发后,我作为北京崇文区教育局负责人受到很大冲击,几年里根本没有摸过牌。
 
但是在“文革”后期,我的工作没有完全恢复,还是悄悄地打起桥牌来了,而且和王汉斌熟悉了起来,这就为“文革”以后有机会再和邓小平打桥牌造成了机缘。
 
 “文革”结束时,我担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长。“文革”后的教育事业百废待兴,我的工作很忙,几乎就顾不上打桥牌了。 
 
谁知道1979年“五一”劳动节前夕,我接到通知,过节那天到邓小平家里去打桥牌,有人来接我。
 
结果到了那天,是王汉斌坐着车来接我,到了米粮库胡同邓小平家中。所以我估计这次和邓小平打桥牌,应该是王汉斌推荐的。
 
第一次到邓小平家中去,不知道该有什么礼数?
 
我的心里是很兴奋的,因为邓小平领导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,使我和无数人看到了希望和前进的方向。所以我很希望再一次近距离地看到邓小平。
 
但我不免有心理紧张的一面,惴惴不安。谁知当汽车准时于下午3时把我送到米粮库胡同邓家会客室(也即打桥牌之处)门前时,邓小平正站在门前,我下车以后,他主动伸出手来和我握手,很诚恳,很平易近人。他的手很厚实,有力量又暖和,一股暖流令我的不安立刻为之一扫。
 
我很快恢复了常态,随后就打开了桥牌,他的搭档是王汉斌,我的搭档还是祝寿河,时任友谊医院院长。
 
从洗牌、切牌、发牌到叫牌、打牌……整个过程全部依序进行,这里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,人人平等,机会均等。
 
那天下午打牌后,邓小平还陪我们几个在他家里吃了一顿晚饭,席间特意向我说明,今天为你加一个菜。
 
这天的几盘菜中有红烧肉,是邓小平喜欢吃的。吃饭的时候,邓小平动手往我的盘子里夹菜,说:“这是你头一次到我家来,所以要加一个菜。以后就不这样了,有什么吃什么。”
 
从那以后,虽然我到他家的机会多了,但不在一个桌吃饭了。通常情况下,如果邓朴方在,是他陪我们吃饭;如果他不在,就由邓楠招呼我们几个一起来打牌的客人。 
 

图 | 1988年2月春节,邓小平在上海宾馆。后排左起:朱成、王大明、王汉斌、蔡公期

 
从那次以后,我经常有机会陪同邓小平打桥牌了,一直持续到1994年,前后整整15年。
 
离休以后,朱成、乔廷相还有我,和邓小平打牌的机会就多了。我们几个人在邓家打牌,叫做“值班”,由张宝忠通知。“值班”有纪律,首先是要不对外人道,我们都认真遵守。通常每周三、六、日“值班”,共4个单元。经常“值班”陪同邓小平打桥牌的3个人。我是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,朱成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老院长之一,另一位乔廷相是铁道部高级工程师。我们3个离休干部不仅平时“值班”,每年暑期都陪同邓小平去北戴河,冬天多去南方,在上海、杭州居多,也曾陪同去过深圳。在离开北京期间,往往每天打两个单元(一周共14个单元),包括在坐火车的路途上。
 
1989年下半年,老人家退休后将打牌时间改为每周二、四、六、日“值班”,共5单元,每单元改为3个半小时。平时由朱成、乔廷相和我3人“值班”,星期日王汉斌多有“值班”,占2/3;丁关根和朱成、乔廷相,还有王大明轮流与邓小平搭档,我则从未做过邓小平老人家的搭档,但每场总有我参加,轮流和王汉斌、老丁、朱成、乔廷相做搭档。
 
因为我“值班”最多,几乎场场有我,邓办人员戏称我“常委”,是“桥牌常委”。

 

我遵守打牌的“纪律”

 

我坐车去邓小平住处打牌大约只有两三次。前几次是派车来接我的,都由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安排。但是他派车来惊动太大,邻居看见了,有知情的人,纷纷说那是“中央军委的车”。我就觉得坐车去邓小平那里不自在,就向张宝忠提出,我不坐车,我骑自行车去。张宝忠同意了。
 
所以此后十多年,凡是到邓小平家中打牌,我都是骑自行车去的,因为当时我家住得也不远。
 
刚去邓小平那里打桥牌那阵子,我担任教育局长,于是邓小平的工作人员老是叫我“桥牌局长”。话说回来,我那时工作很忙,但是即便招呼我去打牌,局长的事情我没有耽误。因为平日里打桥牌总是在晚上,我有时候忙得没有吃晚饭就赶到邓小平家里,张宝忠就安排我随便吃一点,经常吃的是炒面。吃过之后就上牌桌了。
 
在常去邓小平家中打牌的人里面,我是职务较低的一个,为什么可以和邓小平打牌那么久呢?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是我长期搞教育,当过教师,说话声音洪亮,而邓小平有一个耳朵听力弱,我说话他听得清楚。另外还有个原因,我觉得可能是我遵守打牌的“纪律”, 在邓小平家里打桥牌是有纪律的,最明确的一条就是“打牌不谈工作”。这一点我是做到的,我去那里就是打桥牌。别的事情不说也不问,牌桌上不说桥牌以外的话题,看来邓小平认同我这一点。
 
只有一次例外,那时我还当着教育局长,有一天我晚到了一两分钟吧,邓小平已经坐在牌桌前了。在当时打牌的这些人中间,我毕竟还是年纪比较轻的,我从来没有迟到过,所以那天邓小平问我:“今天怎么来晚了一点?”
 
我向邓小平解释,刚才向夫人卓琳同志汇报了一下教师情况。我说,现在教师的住房很紧张,我每年都要在紧张的经费中挤出一点为教师盖房子,这件事情处理起来很费精力。
 
邓小平听了说:“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很多,有些事情只能一步一步地办。”说罢,大家打牌。 
 
1979年,我去打了几次牌以后,卓琳和我谈过一次,对我说: 小平同志总是在想事情,无论看电影、看书的时候都想着工作,休息不了;他只有在打桥牌的时候非常专注,不想别的。这样只有在打桥牌的时候,他的大脑才能够得到休息。所以请你们来一起打牌,也是帮助小平同志得到一个休息的机会。
 
听了卓琳的话我觉得,如果我陪邓小平打牌能让他得到必要的休息,这样的付出我是愿意的。在经历“文革”的时候,我对国家的命运充满忧虑。“文革”后邓小平东山再起,拨乱反正,实行改革开放政策,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,我衷心拥护邓小平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
 
如果我和他打桥牌,使他能够调节大脑,有所休息,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,为国家服务,那不是我也间接地做了有益的事情了吗?而且,邓小平投身于打桥牌,对于在中国推广桥牌运动有非常积极、重大的意义,我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好。
 

图 | 1991年春节后邓小平在返京火车上打桥牌。左起:蔡公期、王大明(站立者)、邓小平

 

邓小平对桥牌和足球的喜爱

 

我亲身体会到、认识到,邓小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桥牌运动的发展。
邓小平曾经说过,桥牌如同音乐一样,是一种世界语言,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。
 
1978年7月,北京的桥牌元老周家骝、裘宗沪和郑雪莱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,希望在全国开展桥牌运动。邓小平很快就对这封信作出批示:“请体委考虑。”
 
很快,国家体委将桥牌运动列入国家体育比赛项目,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桥牌比赛。1980年,中国桥牌协会成立,并且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。1988年7月,邓小平担任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,这是他受聘的唯一的协会荣誉职务。
 
1989年2月26日,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邓小平“世界桥联荣誉金奖”,并且作出规定,不能有两人同时拥有此奖。
 
1993年6月,世界桥牌联合会向邓小平颁发了“主席最高荣誉奖”,感谢邓小平“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”。
 
在那段时期,也是我投身于桥牌较多的时期,切身感受到了邓小平对桥牌运动的支持和推动。
 
以我的观察和感受,邓小平确实发自内心地喜欢桥牌,还可以同时感受到,他非常热爱和关心足球运动。我可以说,这两种热爱是并行的。
即使在打桥牌的房间里,在邓小平座位对面就放着一个电视机,他可以一边看足球一边打桥牌。
 
1990年夏秋之际,在北京亚运会上,我国健儿奋力拼搏,那一天获得了第100块金牌,老人非常高兴,因为这样就超过了原先预计的92块金牌这个数目。
 
就在那天打牌时,在一副关键牌的防守中,基于准确的分析判断,老人家进行了“加倍”(他用四川话习惯用语叫“加番”),以运用得当的打法打宕了对方,取得了胜利。
 
这天获得的胜利使得86岁的邓小平非常高兴,笑得非常开心。我看到的不仅是慈祥老人的笑,还是那种返老还童十分天真的笑颜,非常富有感染力,于是他说“今天加半个小时”,也就是多打半小时桥牌。而在平时,他总是遵守医务小组建议打牌的时间,一到点就停了。
 
对比之下,此前两三年,有一次我国足球队与韩国队争出线权,事先判断凭实力我们很难取胜,邓小平说他又想看又怕看,最后说不看也罢,还是集中精力打桥牌吧,于是就关了电视。但是打着打着,他还是舍不得不看,忍不住又打开电视看了起来。结果这场比赛还是输了。他感到有些遗憾。

 

邓小平桥牌技艺的特点

 

我认为邓小平桥牌技艺特点可以概括为:抢占战略高地,一派统帅风范。
 
一副扑克牌有54张,打桥牌要去除“大小王”,还有52张牌,4个人打牌,每人持13张,但可能的变化非常之多,达到天文数字的变化是大于5×1029。举个例子,假如全世界70亿人,每天打桥牌8小时,这70亿人在一生中打牌不会发重一副牌,可算是变化无穷。我和邓小平打牌15年半,算起来打牌至少30万副,从未重复过一次。因此要想准确掌握每一副牌的特点,绝非易事,因此不出现失误几乎是不可能的,只有站在战略高度,抓住关键,策略上“抓大松小”,方法上运用得当,紧紧围绕一个“准”字下功夫,而且把重点放在熟练运用一些高级打法上,才能增大成功率,减少失误率。从这方面看,邓小平老人家不愧为我国老一代革命家中的第一桥牌高手,也是桥牌爱好者高手中的高手。
 
桥牌因其奖分的特点,完成了不成局的小牌只奖50分;完成了成局定约无局奖增6倍,有局奖增10倍,大满贯所奖有局在30倍。按概率计算,在16副一轮中,成局牌占1/2,满贯牌不过6%—7%,故此决定了桥牌取胜,必须占领战略高地,即打好成局或满贯的牌成为取胜的关键。
 
所以一般而言,“失误少的胜过失误多的”这句话,虽无大错,但不够准确,在桥牌比赛中应该在战略上处理好关键牌,首先在成局的牌上,并且在满贯牌上(因为不多见)多下功夫,争取最大成功率,减少失误率。
 
我观察到,邓小平打牌,总是在关键牌下大功夫。策略上“抓大松小”,抓大是正确的做法,“松小”却并不是放弃小牌,只是在不成局的牌上,不去争一城一地的得失,小牌叫到了也要做成而不放弃。不必要在多赢或少赢一两赢墩上斤斤计较,因为那不过是三五十分差距,而集中全力打好关键牌,则体现出有魄力的统帅风度。邓小平打桥牌就是这样的。
他老人家常说打三个仗,胜了两个就是胜利,打仗哪有不失利的。我领会打桥牌也是一样,在关键牌上不失误或少失误就是胜利。故一定要记住抢占战略高地,争取主动。
 
打桥牌一般认为,叫得准、攻得狠、守得稳、打得细是成功之路。我从邓小平打牌特点可以得出,“准”是他制胜的核心,叫得要准才不至失局、失贯,叫准了也就减少了冒叫、误叫;攻得狠若离开“准”则多失于莽撞;守得稳若离开“准”则趋于保守;打得细若离开“准”则失于主动,抓住要点和机遇,是打桥牌多胜利的关键。
 
我见到邓小平时,他已在中年。或许在青年时代他踢过足球,但从我和他的接触中感受,老人家对足球的喜爱主要体现于观看比赛。而桥牌,则是他倾注心思投入的,始终精力饱满而高效。
 
邓小平打牌速度很快。国际桥联规定,正式比赛1小时打8副牌,对于老年人打牌时间可以略宽。我们在邓小平家里打牌是现发牌,通常一小时打16副牌,速度快了一倍。
 
邓小平打桥牌遵守时间,注重效率,并且重视劳逸结合。多年来直到1994年11月以前在邓家包括洗牌、发牌、叫牌、打牌、记分在内,1小时打16副,快了一倍,大约3分半钟打一副。因为还要在难度较大的牌上,比如某些点力不足的满贯牌就需要多花一些时间,但也很少超过六七分钟一副。直到老人家90岁高龄之时,各个环节都还是自己动手和决定。
 
这种高速度,要求每人精力高度集中,也说明老人家思路非常敏捷,桥牌的基本功扎实而又非常果断有魄力,绝不拖泥带水。他在叫牌和打牌过程中传送信息的准确性、科学性和良好的牌感,计算的准确,分析判断的正确,以及攻守自如和方法运用的得当,善于选择较好的打牌路线且非常熟练,的确是我国老一代革命家中的第一高手。 
 
在90岁以后,由于年事已高,邓小平有时会把黑桃和黑梅花看混,就由女儿邓楠帮助捋牌,但决定叫牌、出张…… 都仍由自己决定。

 

老人家热爱祖国和人民

 

日常接触中,我深感邓小平老人家热爱祖国和人民,关心祖国荣誉。他非常关心国家时事,每晚必看7点—7点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,从不间断。因为老人右耳听力弱,由女儿邓榕同步大声转述,我们在邻室都听得见。老人非常守时,联播一结束,立刻准时到场打桥牌。 
 
邓小平家里的膳食简朴。如果星期日打牌,常留我们吃一顿晚餐,通常由邓朴方或邓楠作陪。
 
我们打桥牌的时候,凡在星期日,总有孙辈们在旁边玩耍,但都注意保持室内安静。有时孩子们玩得特别高兴,偶然声音大了,老爷子听到了总是提醒说“要小一点声音么”。意思是要保持安静,注意礼节。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,还照常玩耍。
 
我亲眼见到小孙子小弟常常爬到老爷子身上,亲爷爷脸时留下了许多口水,爷爷很是高兴。老人家一家四世同堂,尊老爱幼,非常和睦。

 

晚年邓小平的点滴

 

晚年的邓小平喜欢散步和游泳。他坚持饭后千步走,步幅大频率快,认为能达到锻炼目的。
 
他还喜欢游泳,在89岁高龄的时候仍能在北戴河海滨一次游上一两千米,同时又能严格遵守医务小组的规定,水温过低不下海,一次游泳不超过1小时。 多年来,我未见老人家冬天穿过大衣,戴过帽子。他说我游泳说明我身体好,打桥牌说明我脑子好。
 
在晚年,邓小平戒了烟。在90年代以前,他吸烟是很厉害的,打牌的时候更是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。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,眼看着香港回归的日子渐渐临近,眼看他当年提出的“一国两制”方针将成为现实,他老人家希望在香港回归祖国时能亲自去香港,走一走、看一看,他说:“我要争取活到1997年,坐轮椅也要去。”为此,他接受了医务小组的戒烟建议,说戒烟立刻戒掉了。这足以说明他的毅力非常坚强。
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,老人渐渐进入高龄,还一直坚持自己发牌。有一次,我发现他手边多了一个小水碗,多看了一眼。没想到老人家注意到了,悄悄对我说,年岁大了,手不出汗,沾点水可以发牌快一些。
在我的记忆中,邓小平最后一次打桥牌是在1994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晚上,我在场。这时邓小平已经90周岁了,他的手指已经不能捋开扑克牌,由女儿邓楠代劳。但这天打桥牌没有打满通常的完整单元,邓小平打了一会儿,说他想出去看看焰火,这天的牌局就散去了,我从此完成了在邓家打桥牌的使命,想来是十分惋惜的。
 
我可以确定地说,邓小平打桥牌一直到了最后他不能再拿起扑克牌为止。
 
回想起这段陪同中国伟大领导人邓小平打桥牌的岁月,我是十分怀念的,因为我有幸和一位改变了历史的人物坐在一起,在近距离上感受到了他的影响力和魅力。这样的经历是很难得的,当然也是非常宝贵的。
 

  (记录于2019年2月)

 

转载于《世纪》杂志2019年第5期     原标题《我和邓小平打桥牌15年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