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公期，1922年11月28日生于北京一书香门第，祖父蔡金台为光绪恩科二甲第四名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外祖父吴锜，清朝政府驻俄罗斯大使。父亲蔡孝肃1918年北大工科毕业，从事铁路技术工作。
蔡公期曾就读北平育英中学，1941进入燕京大学医预系学习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赴成都继续就读。两年后转入社会学系，1947年7月毕业，同年考入清华大学，成为社会学导师费孝通教授的研究生。1945年1月在成都燕京大学加入中共外围组织“创造社”，1948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。1949年3月参加接管北平二中，先后任教导主任、校长，从此投入教育事业，曾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局长。1983年年任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、常务理事。
他长期致力于推广桥牌运动，曾任中国桥牌协会秘书长、中国女子桥牌队教练。中国桥牌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中获得特殊贡献奖和终身贡献奖。
图 | 1990年秋作者在北京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，左起：蔡公期、邓小平、邓楠、乔廷相
20世纪的1979年至1994年，我陪同邓小平打桥牌15年，是我人生的特殊经历。其实我和邓小平打桥牌始于1962年春节。但这段经历我过去从来不说。我非常珍视陪同邓小平打桥牌的经历。打桥牌是邓小平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研究邓小平具有重要意义。今年我已经97岁了，所以在这两年，我逐渐将这段经历叙述和整理出来，作为历史记录。
第一次是在1962年初，那年1月，我作为北京市教育局干部正在房山县长阳公社马场大队下放劳动，有人找到我，要我去有电话的地方，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办公室打来的电话。
刘仁书记是北京市领导，我担任北京第二中学校长的时候，他前来视察工作，我接待过他。他虽然认识我，但平日里并没有来往，现在找我会有什么事情呢？
我拿起话筒，只听电话里通知我，马上回北京，到刘仁同志办公室来一趟。于是我马上回城，猜不出会是什么事情。
谁知道到了刘仁的办公室，竟是4个人捉对打了一次桥牌。和我配对的是北京友谊医院的著名医生、后来担任院长的祝寿河。他是我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入党介绍人，这时担任刘仁的保健医生，估计是他向刘仁推荐了我。
那天刘仁没有打桥牌，而是站在我们身后看。由此我知道，他是懂桥牌的。他看我打桥牌的时候我很纳闷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看我打牌。
这时已临近春节，这天打完桥牌以后，刘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先不要回房山，春节就在北京过。
很快，春节前夕我接到通知，节日期间到北海公园旁边的养蜂夹道俱乐部，和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打桥牌。
我去了，还是和祝寿河配对，对手是邓小平和对外文委副主席张致祥。这是我第一次与邓小平打桥牌。
另外还有一对，一位是来自北京医院有名的神经内科医生蒋经文，还有一位是朱成（原名祝寿山，也就是祝寿河的大哥），他俩和我与祝寿河是编在一个队里的，在隔壁一间屋子里打，对手是王汉斌、王大明。
这次打牌连打了两天，每天8小时，结果一胜一负我们小分领先，论实力我们略强。
图 | 1987年夏北戴河，邓小平夫妇与桥牌队友合影
看来刘仁是想让北京队赢。一周后的星期日又安排了一次。这天换下了我们这边的两位医生祝寿河与蒋经文，来一位高手丁关根，当时是铁道部秘书。还来了一位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王建华，我认得他，外号“王天亮”，说他一打桥牌就打通宵，而且他在世界著名的美国桥牌大百科全书上发表过文章，介绍一种他总结出来的叫牌法。
这两位一来，我和朱成一对，丁关根和王天亮一对，我们这一队4个人实力就相当强劲了。当天的桥牌也打得相当激烈了。刘仁还是像上次那样在我们身后看。
这次打的时间长，赛了64副牌，从下午3时直打到次日凌晨1时半。
那天晚饭时赛程过半，我已得知，第一副牌我方已两边都取胜了。这边（闭室）我开叫3S，是7张S，只有9个大牌点，对方“加倍”我做成定约得730分；而在开室我们同队的丁关根和王建华这两位高手做成大满贯得2210分，这第一副牌我们净胜2940分，已是大赢局面。
当时的记分法是旧式的。我觉得，只要我们发挥正常，有这大致3000分垫底，再打一晚上我们也输不了。但结果却被追平了。
打完了这天的牌,刘仁批评我，怎样搞的？怎么赢了3000点还会输呢？我检讨说，我们打得有些保守了。
从那以后，一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我没有再和邓小平打桥牌。但是，我的桥牌灵魂被激活了。从此又时不时地打起桥牌来了。
1962年和邓小平打过桥牌以后，我慢慢恢复了打桥牌的爱好。但是临近“文革”“左”的空气越来越浓了，桥牌被视为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受到否定，渐渐就很少打桥牌了。“文革”爆发后，我作为北京崇文区教育局负责人受到很大冲击，几年里根本没有摸过牌。
但是在“文革”后期，我的工作没有完全恢复，还是悄悄地打起桥牌来了，而且和王汉斌熟悉了起来，这就为“文革”以后有机会再和邓小平打桥牌造成了机缘。
“文革”结束时，我担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长。“文革”后的教育事业百废待兴，我的工作很忙，几乎就顾不上打桥牌了。
谁知道1979年“五一”劳动节前夕，我接到通知，过节那天到邓小平家里去打桥牌，有人来接我。
结果到了那天，是王汉斌坐着车来接我，到了米粮库胡同邓小平家中。所以我估计这次和邓小平打桥牌，应该是王汉斌推荐的。
我的心里是很兴奋的，因为邓小平领导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，使我和无数人看到了希望和前进的方向。所以我很希望再一次近距离地看到邓小平。
但我不免有心理紧张的一面，惴惴不安。谁知当汽车准时于下午3时把我送到米粮库胡同邓家会客室（也即打桥牌之处）门前时，邓小平正站在门前，我下车以后，他主动伸出手来和我握手，很诚恳，很平易近人。他的手很厚实，有力量又暖和，一股暖流令我的不安立刻为之一扫。
我很快恢复了常态，随后就打开了桥牌，他的搭档是王汉斌，我的搭档还是祝寿河，时任友谊医院院长。
从洗牌、切牌、发牌到叫牌、打牌……整个过程全部依序进行，这里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，人人平等，机会均等。
那天下午打牌后，邓小平还陪我们几个在他家里吃了一顿晚饭，席间特意向我说明，今天为你加一个菜。
这天的几盘菜中有红烧肉，是邓小平喜欢吃的。吃饭的时候，邓小平动手往我的盘子里夹菜，说：“这是你头一次到我家来，所以要加一个菜。以后就不这样了，有什么吃什么。”
从那以后，虽然我到他家的机会多了，但不在一个桌吃饭了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邓朴方在，是他陪我们吃饭；如果他不在，就由邓楠招呼我们几个一起来打牌的客人。
图 | 1988年2月春节，邓小平在上海宾馆。后排左起：朱成、王大明、王汉斌、蔡公期
从那次以后，我经常有机会陪同邓小平打桥牌了，一直持续到1994年，前后整整15年。
离休以后，朱成、乔廷相还有我，和邓小平打牌的机会就多了。我们几个人在邓家打牌，叫做“值班”，由张宝忠通知。“值班”有纪律，首先是要不对外人道，我们都认真遵守。通常每周三、六、日“值班”，共4个单元。经常“值班”陪同邓小平打桥牌的3个人。我是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，朱成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老院长之一，另一位乔廷相是铁道部高级工程师。我们3个离休干部不仅平时“值班”，每年暑期都陪同邓小平去北戴河，冬天多去南方，在上海、杭州居多，也曾陪同去过深圳。在离开北京期间，往往每天打两个单元（一周共14个单元），包括在坐火车的路途上。
1989年下半年，老人家退休后将打牌时间改为每周二、四、六、日“值班”，共5单元，每单元改为3个半小时。平时由朱成、乔廷相和我3人“值班”，星期日王汉斌多有“值班”，占2/3；丁关根和朱成、乔廷相，还有王大明轮流与邓小平搭档，我则从未做过邓小平老人家的搭档，但每场总有我参加，轮流和王汉斌、老丁、朱成、乔廷相做搭档。
因为我“值班”最多，几乎场场有我，邓办人员戏称我“常委”，是“桥牌常委”。
我坐车去邓小平住处打牌大约只有两三次。前几次是派车来接我的，都由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安排。但是他派车来惊动太大，邻居看见了，有知情的人，纷纷说那是“中央军委的车”。我就觉得坐车去邓小平那里不自在，就向张宝忠提出，我不坐车，我骑自行车去。张宝忠同意了。
所以此后十多年，凡是到邓小平家中打牌，我都是骑自行车去的，因为当时我家住得也不远。
刚去邓小平那里打桥牌那阵子，我担任教育局长，于是邓小平的工作人员老是叫我“桥牌局长”。话说回来，我那时工作很忙，但是即便招呼我去打牌，局长的事情我没有耽误。因为平日里打桥牌总是在晚上，我有时候忙得没有吃晚饭就赶到邓小平家里，张宝忠就安排我随便吃一点，经常吃的是炒面。吃过之后就上牌桌了。
在常去邓小平家中打牌的人里面，我是职务较低的一个，为什么可以和邓小平打牌那么久呢？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是我长期搞教育，当过教师，说话声音洪亮，而邓小平有一个耳朵听力弱，我说话他听得清楚。另外还有个原因，我觉得可能是我遵守打牌的“纪律”， 在邓小平家里打桥牌是有纪律的，最明确的一条就是“打牌不谈工作”。这一点我是做到的，我去那里就是打桥牌。别的事情不说也不问，牌桌上不说桥牌以外的话题，看来邓小平认同我这一点。
只有一次例外，那时我还当着教育局长，有一天我晚到了一两分钟吧，邓小平已经坐在牌桌前了。在当时打牌的这些人中间，我毕竟还是年纪比较轻的，我从来没有迟到过，所以那天邓小平问我：“今天怎么来晚了一点？”
我向邓小平解释，刚才向夫人卓琳同志汇报了一下教师情况。我说，现在教师的住房很紧张，我每年都要在紧张的经费中挤出一点为教师盖房子，这件事情处理起来很费精力。
邓小平听了说：“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很多，有些事情只能一步一步地办。”说罢，大家打牌。
1979年，我去打了几次牌以后，卓琳和我谈过一次，对我说： 小平同志总是在想事情，无论看电影、看书的时候都想着工作，休息不了；他只有在打桥牌的时候非常专注，不想别的。这样只有在打桥牌的时候，他的大脑才能够得到休息。所以请你们来一起打牌，也是帮助小平同志得到一个休息的机会。
听了卓琳的话我觉得，如果我陪邓小平打牌能让他得到必要的休息，这样的付出我是愿意的。在经历“文革”的时候，我对国家的命运充满忧虑。“文革”后邓小平东山再起，拨乱反正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，我衷心拥护邓小平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
如果我和他打桥牌，使他能够调节大脑，有所休息，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为国家服务，那不是我也间接地做了有益的事情了吗？而且，邓小平投身于打桥牌，对于在中国推广桥牌运动有非常积极、重大的意义，我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好。
图 | 1991年春节后邓小平在返京火车上打桥牌。左起：蔡公期、王大明（站立者）、邓小平
我亲身体会到、认识到，邓小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桥牌运动的发展。
邓小平曾经说过，桥牌如同音乐一样，是一种世界语言，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。
1978年7月，北京的桥牌元老周家骝、裘宗沪和郑雪莱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，希望在全国开展桥牌运动。邓小平很快就对这封信作出批示：“请体委考虑。”
很快，国家体委将桥牌运动列入国家体育比赛项目，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桥牌比赛。1980年，中国桥牌协会成立，并且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。1988年7月，邓小平担任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，这是他受聘的唯一的协会荣誉职务。
1989年2月26日，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邓小平“世界桥联荣誉金奖”，并且作出规定，不能有两人同时拥有此奖。
1993年6月，世界桥牌联合会向邓小平颁发了“主席最高荣誉奖”，感谢邓小平“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”。
在那段时期，也是我投身于桥牌较多的时期，切身感受到了邓小平对桥牌运动的支持和推动。
以我的观察和感受，邓小平确实发自内心地喜欢桥牌，还可以同时感受到，他非常热爱和关心足球运动。我可以说，这两种热爱是并行的。
即使在打桥牌的房间里，在邓小平座位对面就放着一个电视机，他可以一边看足球一边打桥牌。
1990年夏秋之际，在北京亚运会上，我国健儿奋力拼搏，那一天获得了第100块金牌，老人非常高兴，因为这样就超过了原先预计的92块金牌这个数目。
就在那天打牌时，在一副关键牌的防守中，基于准确的分析判断，老人家进行了“加倍”（他用四川话习惯用语叫“加番”），以运用得当的打法打宕了对方，取得了胜利。
这天获得的胜利使得86岁的邓小平非常高兴，笑得非常开心。我看到的不仅是慈祥老人的笑，还是那种返老还童十分天真的笑颜，非常富有感染力，于是他说“今天加半个小时”，也就是多打半小时桥牌。而在平时，他总是遵守医务小组建议打牌的时间，一到点就停了。
对比之下，此前两三年，有一次我国足球队与韩国队争出线权，事先判断凭实力我们很难取胜，邓小平说他又想看又怕看，最后说不看也罢，还是集中精力打桥牌吧，于是就关了电视。但是打着打着，他还是舍不得不看，忍不住又打开电视看了起来。结果这场比赛还是输了。他感到有些遗憾。
我认为邓小平桥牌技艺特点可以概括为：抢占战略高地，一派统帅风范。
一副扑克牌有54张，打桥牌要去除“大小王”，还有52张牌，4个人打牌，每人持13张，但可能的变化非常之多，达到天文数字的变化是大于5×1029。举个例子，假如全世界70亿人，每天打桥牌8小时，这70亿人在一生中打牌不会发重一副牌，可算是变化无穷。我和邓小平打牌15年半，算起来打牌至少30万副，从未重复过一次。因此要想准确掌握每一副牌的特点，绝非易事，因此不出现失误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只有站在战略高度，抓住关键，策略上“抓大松小”，方法上运用得当，紧紧围绕一个“准”字下功夫，而且把重点放在熟练运用一些高级打法上，才能增大成功率，减少失误率。从这方面看，邓小平老人家不愧为我国老一代革命家中的第一桥牌高手，也是桥牌爱好者高手中的高手。
桥牌因其奖分的特点，完成了不成局的小牌只奖50分；完成了成局定约无局奖增6倍，有局奖增10倍，大满贯所奖有局在30倍。按概率计算，在16副一轮中，成局牌占1/2，满贯牌不过6%—7%，故此决定了桥牌取胜，必须占领战略高地，即打好成局或满贯的牌成为取胜的关键。
所以一般而言，“失误少的胜过失误多的”这句话，虽无大错，但不够准确，在桥牌比赛中应该在战略上处理好关键牌，首先在成局的牌上，并且在满贯牌上（因为不多见）多下功夫，争取最大成功率，减少失误率。
我观察到，邓小平打牌，总是在关键牌下大功夫。策略上“抓大松小”，抓大是正确的做法，“松小”却并不是放弃小牌，只是在不成局的牌上，不去争一城一地的得失，小牌叫到了也要做成而不放弃。不必要在多赢或少赢一两赢墩上斤斤计较，因为那不过是三五十分差距，而集中全力打好关键牌，则体现出有魄力的统帅风度。邓小平打桥牌就是这样的。
他老人家常说打三个仗，胜了两个就是胜利，打仗哪有不失利的。我领会打桥牌也是一样，在关键牌上不失误或少失误就是胜利。故一定要记住抢占战略高地，争取主动。
打桥牌一般认为，叫得准、攻得狠、守得稳、打得细是成功之路。我从邓小平打牌特点可以得出，“准”是他制胜的核心，叫得要准才不至失局、失贯，叫准了也就减少了冒叫、误叫；攻得狠若离开“准”则多失于莽撞；守得稳若离开“准”则趋于保守；打得细若离开“准”则失于主动，抓住要点和机遇，是打桥牌多胜利的关键。
我见到邓小平时，他已在中年。或许在青年时代他踢过足球，但从我和他的接触中感受，老人家对足球的喜爱主要体现于观看比赛。而桥牌，则是他倾注心思投入的，始终精力饱满而高效。
邓小平打牌速度很快。国际桥联规定，正式比赛1小时打8副牌，对于老年人打牌时间可以略宽。我们在邓小平家里打牌是现发牌，通常一小时打16副牌，速度快了一倍。
邓小平打桥牌遵守时间，注重效率，并且重视劳逸结合。多年来直到1994年11月以前在邓家包括洗牌、发牌、叫牌、打牌、记分在内，1小时打16副，快了一倍，大约3分半钟打一副。因为还要在难度较大的牌上，比如某些点力不足的满贯牌就需要多花一些时间，但也很少超过六七分钟一副。直到老人家90岁高龄之时，各个环节都还是自己动手和决定。
这种高速度，要求每人精力高度集中，也说明老人家思路非常敏捷，桥牌的基本功扎实而又非常果断有魄力，绝不拖泥带水。他在叫牌和打牌过程中传送信息的准确性、科学性和良好的牌感，计算的准确，分析判断的正确，以及攻守自如和方法运用的得当，善于选择较好的打牌路线且非常熟练，的确是我国老一代革命家中的第一高手。
在90岁以后，由于年事已高，邓小平有时会把黑桃和黑梅花看混，就由女儿邓楠帮助捋牌，但决定叫牌、出张…… 都仍由自己决定。
日常接触中，我深感邓小平老人家热爱祖国和人民，关心祖国荣誉。他非常关心国家时事，每晚必看7点—7点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，从不间断。因为老人右耳听力弱，由女儿邓榕同步大声转述，我们在邻室都听得见。老人非常守时，联播一结束，立刻准时到场打桥牌。
邓小平家里的膳食简朴。如果星期日打牌，常留我们吃一顿晚餐，通常由邓朴方或邓楠作陪。
我们打桥牌的时候，凡在星期日，总有孙辈们在旁边玩耍，但都注意保持室内安静。有时孩子们玩得特别高兴，偶然声音大了，老爷子听到了总是提醒说“要小一点声音么”。意思是要保持安静，注意礼节。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，还照常玩耍。
我亲眼见到小孙子小弟常常爬到老爷子身上，亲爷爷脸时留下了许多口水，爷爷很是高兴。老人家一家四世同堂，尊老爱幼，非常和睦。
晚年的邓小平喜欢散步和游泳。他坚持饭后千步走，步幅大频率快，认为能达到锻炼目的。
他还喜欢游泳，在89岁高龄的时候仍能在北戴河海滨一次游上一两千米，同时又能严格遵守医务小组的规定，水温过低不下海，一次游泳不超过1小时。 多年来，我未见老人家冬天穿过大衣，戴过帽子。他说我游泳说明我身体好，打桥牌说明我脑子好。
在晚年，邓小平戒了烟。在90年代以前，他吸烟是很厉害的，打牌的时候更是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。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眼看着香港回归的日子渐渐临近，眼看他当年提出的“一国两制”方针将成为现实，他老人家希望在香港回归祖国时能亲自去香港，走一走、看一看，他说：“我要争取活到1997年，坐轮椅也要去。”为此，他接受了医务小组的戒烟建议，说戒烟立刻戒掉了。这足以说明他的毅力非常坚强。
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，老人渐渐进入高龄，还一直坚持自己发牌。有一次，我发现他手边多了一个小水碗，多看了一眼。没想到老人家注意到了，悄悄对我说，年岁大了，手不出汗，沾点水可以发牌快一些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邓小平最后一次打桥牌是在1994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晚上，我在场。这时邓小平已经90周岁了，他的手指已经不能捋开扑克牌，由女儿邓楠代劳。但这天打桥牌没有打满通常的完整单元，邓小平打了一会儿，说他想出去看看焰火，这天的牌局就散去了，我从此完成了在邓家打桥牌的使命，想来是十分惋惜的。
我可以确定地说，邓小平打桥牌一直到了最后他不能再拿起扑克牌为止。
回想起这段陪同中国伟大领导人邓小平打桥牌的岁月，我是十分怀念的，因为我有幸和一位改变了历史的人物坐在一起，在近距离上感受到了他的影响力和魅力。这样的经历是很难得的，当然也是非常宝贵的。
转载于《世纪》杂志2019年第5期 原标题《我和邓小平打桥牌15年》